汇文书联丨彭伦：编辑和作者不仅是服务，也是一种友谊

这些年来，在我出版的那么多外国作家当中，科尔姆·托宾是与我联系最密切的。

科尔姆·托宾

从2008年《大师》的出版开始，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有托宾的作品出版，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文学评论集，旅行随笔集。总的来说，托宾的作品在英文世界和中文世界的出版几乎是同步的。

在这十几年间，托宾也四次访问中国。我每次都全程安排他的行程，见了众多媒体记者，和中国作家也建立了友谊，他和王安忆、苏童、毕飞宇和阎连科都有过交流，还去过一次台北。因此这些年来中国的读者对他的作品越来越熟悉，这份熟悉是逐步积累起来的。

在我做编辑的这十六年里，我和托宾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除此之外，其实我还有很多其他喜欢的作家，比如莫迪亚诺，还有如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以及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略萨等。

对我来说，决定一个作家要不要出版，首先要对这个作家的作品有认识。其实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每个作家的风格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你要欣赏这个作家，你要有比较杂的口味，能够欣赏不同的风格。

像莫迪亚诺的小说，从最早我出版策划的《青春咖啡馆》开始，我就很喜欢。出版《青春咖啡馆》的时候，出于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他。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青春咖啡馆》的译者金龙格就已获得了法国大使馆主办的的傅雷翻译出版奖。

这本书成功之后，莫迪亚诺的法国出版社伽利玛也向我们问过他的其他作品。我就去上海图书馆借阅了他以前在中国出版过的几本小说，包括《一度青春》《八月的星期天》《凄凉别墅》等。读了以后都很喜欢。他的作品比较讲究氛围的塑造，故事可读性很高。

因此对我来说，一旦认定一个作者是我喜欢的，我就愿意投入精力，把我的热情传递给读者。相比于有的出版社出版了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之后因为销量不佳而不再考虑作家的其他作品，我更倾向于一直出版这个作者的作品。

长远来说，你是在陪伴这个作者在中国成长，因为他在中国还没有与外国相当的知名度。对于编辑来说，需要付出努力，为他培养读者，把你对这个作者的热爱传递给大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开始要谨慎，考虑周全，决定出版与否，一旦你认定这个作家是值得出版的，就要付出努力并坚持下去。当然前提是你在出版社的工作是稳定持续的。

除文学作品之外，出版与出版人相关的图书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教育。以前，编辑部的管理是较为平面的，每个编辑只是做自己手头的事情。

由于没有资深编辑的教导，在我28岁刚刚开始做编辑的时候是比较茫然的，不知道怎么着手，就在那时我在上海外文书店发现了《我与兰登书屋》这本书，这本书曾在九十年代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过。我买了英文版读了以后特别喜欢，它解开了我很多困惑。

这本书里对出版这个行业的热情让我感动不已，也让我意识到原来出版是这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要翻译并重新出版这本书。

于是在2004年，我刚开始工作不久，便着手找这本书的版权，费了不少周折解决了版权问题，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翻译出版。因为这本书既好读有趣，同时它本身在中国出版界的知名度也较高，因此出版之后很受欢迎。

我当时就发现中国出版界比较缺乏介绍欧美出版业的书籍，他们发达的出版业有一百多年的积累，他们的成功可以给中国出版业带来一定的启示。于是那时就想到可以出版一套关于出版人的传记或者回忆录的出版人书系。

开始寻找选题后，首先找到的就是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的创始人加斯东·伽利玛的传记，还有另一家法国出版社阿尔班·米歇尔的创始人阿尔班·米歇尔的传记，再包括企鹅出版社创始人艾伦·莱恩的传记，还有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前社长翁塞德的《作家与出版人》。

我认为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编辑，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建立起和作者良好的沟通关系，这种沟通关系不仅仅是编辑与作家本人之间的，编辑还要扮演一座桥梁，联结作家和译者之间的关系。

我出版的大多数书都是当代作者的作品，与当代作家合作的一个好处就是翻译过程中若有问题可以随时与作者联系解决。在文本翻译时，编辑可以建立起这种桥梁关系，帮助译者解决文中出现的问题，若译者解决不了，编辑即可与作者核实。

我记得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我在编辑《英国病人》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译者也解决不了，不明白这个场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句子从逻辑上解释不通。于是我直接向《英国病人》的作者翁达杰发邮件询问。翁达杰回复说，其实那个场景描写的是书中的人物卡拉瓦乔去德军占领的别墅里偷东西，为了避免被人察觉，卡拉瓦乔假装喝醉说一些胡话，我们之所以看不懂，是因为那是他的酒后乱语。

回到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这一问题上，首先是服务关系，我作为编辑提供的就是服务，帮助作者本人以及他的作品扩大影响。除了工作，这种服务还是全方面的。比如说我知道托宾很喜欢艺术，他来中国时我带他去了莫干山路M50的画廊，恰好有一家画廊代理吴冠中的版画他看了非常喜欢。他特意要了画廊的信息，订阅了他们的newsletter。后来有一年年底时，他给我来信说，他在画廊的newsletter里看到他们优惠出售几幅吴冠中版画的消息，请我去帮他买下来。于是我赶紧跑到画廊帮他买了两幅版画，趁我同事去伦敦出差的时候，带到英国去交给他的经纪公司。

我们今年刚刚出版了托宾的最新小说《名门》，还会重版他大部分以前出版过的作品。

当然除了托宾，我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保持着联系。我最近收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女作家的电邮，她说她刚刚完成一部小说。我以前出版过她的小说。但因为她过去的作品版权都还在我以前工作的出版公司，他们拥有新作的优先权，所以我现在还在努力争取这个机会。但如果没有过去积累的这些关系，作者也不会想到给我写这封信。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其实译者也是另一种作者，因为就像我刚刚强调过的，毕竟与外国作者存在语言和地理上的距离。你不可能经常见到他，也不可能经常联系他。译者能在工作过程中给予你很多帮助。作品出版之后，好的译者会写文章帮助出版社推广，就像我现在作为中信出版·大方的译者帮助出版社推广《我信仰阅读》这本书一样。

除此之外，编辑也是一个需要高情商的职业，这样就能够理解作者和译者并与他们友好相处。

编辑和作者不仅是服务，也是一种友谊。

（本文为10月21日大方live“编辑与作者：是服务，也是友谊”文字整理，有部分删节，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